随着深港两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涉及港人的毒品犯罪也日益增多。毒品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世界各国均规定了严厉的刑罚予以处罚，中国大陆也不例外。除了疯狂追逐毒品犯罪带来的暴利外，也有不少港人对大陆《刑法》不甚了解，特别是对毒品犯罪所处的刑罚更是一无所知。大陆《刑法》规定的对毒品犯罪分子的量刑有以下特点： (1) 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 规定了较重的刑罚。除对毒品犯罪行为规定死刑外，还规定了其他较重的刑罚。体现了对毒品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 (3) 普遍规定了财产刑。针对毒品犯罪往往以获取暴利为目的的特点，《刑法》除规定“并处没收财产”刑外，对每一类具体的毒品犯罪都规定了应当或可以判处罚金。 (4) 增加了适用刑罚种类。对每一类毒品犯罪，除明确规定适用的主刑外，还规定了相应的附加刑。 笔者结合自己对所办的几起案件，谈谈如何对涉及港人的毒品犯罪案件进行辩护，以更好的维护港人的合法权益。

 一、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毒品数量不是作为被告人处刑的唯一标准。陈某，香港居民。为了庆祝大陆女友的生日，在香港带大麻准备同女友一起吸食。2005年6月3日，陈某携带大麻在罗湖口岸入境时被查获。经深圳海关核实，陈某携带的大麻重0.6克。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准备以走私毒品罪提起公诉。毫无疑问，陈某构成走私毒品罪。根据大陆刑法规定，走私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的维护陈某的权益？笔者认为，走私毒品没有数量上的要求，体现了对毒品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但从严惩处并不等于不管情节一律定罪判刑。因此，提出本案应当结合刑法总则中的规定，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应免于刑事处分的观点。首先，从数量上看，陈某携带的毒品极少，可以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其次，陈某携带的大麻只是共自己和女友吸食，不具有贩卖牟利的目的，社会危害性小；最后，陈某主观上并没有走私的故意，本人对大陆法律缺乏了解。后来，公诉机关采纳了上述观点对该案不起诉。

 二、对于走私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的辩护。2004年4月15日18时，香港司机胡某驾驶奔驰小轿车从皇岗口岸出境时被发现有锡纸真空包装的药品共20608粒。经海关部门鉴定，该批药品为咪达唑仑，净重4121克。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胡某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毒品出境，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的规定，构成走私毒品罪。笔者接受委托后，经过认真分析，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胡某走私毒品在出境过程中被查获，属于犯罪未遂。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从其走私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来看，对胡某走私毒品的行为应从轻处罚：（1）胡某为了生计只是帮别人运输走私精神药品，案件真正的主犯是他人，胡某只能是协助走私的从犯。（2）胡某本人并不知道其走私的精神药品属于毒品，胡某并没有走私毒品的主观故意。（3）从走私的对象看，“多美康”片（咪达唑仑）是上海罗氏制药公司生产，属于国家卫生部公布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相对于第一类精神药品来说，咪达唑仑国家管制的要宽松的多。另外，从罗氏的宣传资料上说明咪达唑仑的副作用很小。因此，走私该精神药品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小于一般的走私毒品。（4）从走私的手段看，胡某是走私出境。中国大陆刑法在量刑时没有区分毒品入境和出境的行为，但走私毒品出境的危害要小于走私入境。国外刑法中走私毒品出境的法定刑要低于走私毒品入境。（5）胡某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且有悔罪表现。3咪达唑仑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在其毒效、有毒成分被确定之前，应当对被告人适用较轻的刑罚。《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关于国家管制的刑法未明确规定数量标准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量刑数量标准，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审理这类案件时，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照相关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等因素，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本案中，咪达唑仑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其毒效、有毒成分、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等，公诉机关都没有鉴定，也没有可参照相关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此，在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时，应当适用该类法定刑中最轻的刑罚。最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笔者的观点，判处胡某有期徒刑一年。

三、对于毒品犯罪中死刑案件的辩护。毒品犯罪分子多数是拿生命作赌注，为了高额利润不惜铤而走险，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很多。对于这类案件，应当从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入手，尽可能找到对犯罪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在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方面，主要有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从犯、胁从犯、未遂犯、中止犯、自首、立功等。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情节是处刑的一个重要依据。有法定情节的，应当依法处刑；没有法定情节的，但有酌情情节的，一般也可以作为处刑的依据。酌定情节是法定情节的必要补充。酌定从轻情节包括犯罪动机，悔罪表现，社会危害程度，退赃，赔偿损失情况等方面。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对于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坦白后毒品数量才达到适用死刑标准的，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比如，黄某（香港人）被朋友利用，在深圳罗湖帮朋友取货（海洛因）。该货物用塑料胶带严密包装成四方形。结果在第二次取货时被抓。一审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其死刑。笔者作为其二审的辩护人，发现黄某的一次口供中曾经说“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知道可能是K粉、摇头丸、大麻之类的违禁品”。黄某本人否认说过，提出因为自己是香港人，不习惯大陆的简写字，加上字迹潦草，看不明白，签名都是按照侦查人员的意思。因此在法庭上笔者提出该口供不具有可信性。黄某既然能猜K粉、摇头丸、大麻之类的毒品，更应该首先考虑到海洛因。这是任何一个人从情理上都不可能说的。然后从众多证据中找到可疑点，根据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因此，不能对黄某判处死刑。最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上述观点。

四、毒品犯罪案件中“警察圈套”问题。在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上，形成下列共识：“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对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各地高级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精神，也以各种非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了相应的解释，作为法官内部掌握的裁判具有“警察圈套”情节毒品案件的量刑标准。例如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0年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沪高法（2000）312号《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 “1、对于运用特情侦破的毒品案件，应当认真分析是否存在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的情节。所谓犯意引诱，是指被告人本无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而是由于特情引诱或促成才形成或坚定犯意，从而实施毒品犯罪的情况。对于具有该种情节的被告人，均应给予从轻处罚；无论其涉毒数量多大，也不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所谓数量引诱，是指被告人本无实施大宗毒品犯罪的故意，而是由于特情引诱使本来数量较小的毒品案件演变为数量大的毒品案件，或者使本不够判处死刑的毒品案件演变为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案件的情况。对于具有该种情节的被告人，一般应当给予从轻处罚；论涉毒数量应当判处死刑的，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是否使用特情情况不明，但不能排除特情引诱嫌疑的案件，在量刑时应酌情考虑给予从轻处罚。对于罪该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考虑留有余地。……” 　因此在具有警察圈套情节的毒品犯罪案件中，律师完全可以进行罪轻辩护，必要时也可以要求免于刑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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